为什么“生活如此绝望”？

▲ 讲 座 通 知 ▲

读《米格尔街》（2）

《母亲的天性》里的劳拉，跟七个男人生了八个孩子，“劳拉把时间全部花费在生儿育女和勾引男人上”，而且“老是那么活泼快乐”。但是，当她知道大女儿也要生孩子了，劳拉哭了。

“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劳拉的哭声，完全不同于一般人的哭泣。……那天夜里，劳拉的哭泣令人毛骨悚然，是我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可怕的声音。它使我感到整个世界是一个空寂无聊且悲惨绝望的地方。”

其实，劳拉可能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，她只是觉得自己该哭了，于是便使出灵魂的全部力量，真可谓用上了“洪荒之力”：“好像是在把从出世以来积攒下来的哭泣全部释放出来似的，好像是在把她一直用笑声掩盖起来的哭泣全部倾倒出来”。

后来，她的女儿投海自杀，她平静地说：“这好，这好，这样更好。”

几乎一夜之间，劳拉变成了一个老太婆，劳拉的家成了一栋死气沉沉的房子。

海特说——

“这该死的生活真是活见鬼。

明明知道要出麻烦事，

可你他妈的什么事也干不了，

没法阻止它。

只能坐在那里看着，等着。”

这是全书中最让我感到震惊的句子之一，这特么太有感触了！

我可以就今天的现实仿造出无数这样的句子来。

就拿教育来说吧——

这该死的学校教育真是活见鬼。你明明知道它糟糕透顶，你甚至都能预感到要出大事，实际上问题已经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严重，自杀、抑郁、校园暴力、未成年人犯罪等等。但你他妈的什么事也干不了，没办法阻止它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，然后心惊胆战地等着它继续发生……

为什么会这样？

我认为是文化出了问题。

这是一种没有信仰的文化，没有灵魂的文化，没有根基的文化。

具体表现在，没有原则，缺乏内在的统一性。比如表里不一致，人前人后不一样。对人对己不一样；对自己也不一样，视情形而定，充斥着机会主义的色彩。还有爱慕虚荣、模仿强者、合群的自大、山头主义，圈子文化，等级意识、江湖气等等。

总之，他们的行为是自相矛盾的，但他们浑然不觉，还振振有词，沾沾自喜。

我举一些例子——

◆“大脚”表面强大，实则卑怯。

◆乔治从未停止打老婆，直至老婆被他折磨而死，乔治却又异常悲痛，跑到大街上哭喊，乞求大家宽恕他，怜悯他这个可怜的鳏夫。

◆海瑞拉夫人丢下丈夫和安逸的生活跟一个叫托尼的男人私奔，而后者并不领情，甚至经常折磨她。海瑞拉夫人最终还是回到丈夫身边。“当发现她真的离开了的时候，他（托尼）发出了吓人的声音，他像狗一样的哀鸣着，孩子般的大哭起来”。

◆波普每天早晨端着一杯朗姆酒在路旁站着，却一口也不喝，遇到熟人，蘸一下，舔舔手指。他总是说：“只有娘们儿才愿意去干活，男人根本不必干活。”

◆波普的老婆离家出走，只是嫌弃波普没出息，而当波普有了钱（其实是偷来的），她又回到波普身边。

◆爱德华的老婆被美国佬拐跑，非常沮丧，海特安慰他说：“你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毁掉你整个生活？你这么干就像你是头一个碰上这事的人似的。”但后来海特自己老婆跑了，他却因行凶而判四年监禁。

◆墨尔根总是在想各种办法逗别人开心，但正如海特所说：“真他妈的叫人恶心，那人老是出洋相给大家逗乐，可咱们知道他一点也不快活。”

◆海特很像电影明星雷克斯·哈里森，而且他早就意识到这一点，并极力去模仿。

◆电影《卡莎布兰卡》上映的那一年，博加特的名字风靡了整个西班牙港，硬汉子博加特的形象，成为成千上万年轻人崇拜的偶像。

◆爱德华彻头彻尾地投靠了美国人。他的衣着越来越美国化，还学会嚼口香糖，就连说话也拼命撇美国腔。

◆博加特重婚后又将新妇抛弃，理由仅仅是要回到哥儿们身边。海特说他“为了做个汉子，和咱哥们儿在一起”。

◆波普的老婆跟人私奔后，他拼命喝酒，大声哭叫，还动手打人，这些行为使他成为街上那帮人中的一员。海特说，以前错怪了波普，他是条汉子，和咱们完全一样。

◆“大脚”的父亲是个警察，他每天都要揍“大脚”，就像吃药一样，一天三次，饭后准揍。“大脚”挨揍后常说：“等我长大有了孩子，我也揍他们，狠狠地揍。”

◆“我从没说过这话，实在说不出口，可每次我妈揍我时，我也常这么想。”

……

有人说，这样的人、这样的事情在哪一种文化里都存在。是的，但如此普遍，几乎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，不能不让人怀疑，这是文化基因出了问题。

因为没有原则，没有立场，没有头顶的灿烂星空，没有心中的道德法则，所以，你就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正像海特所说：“人像鬼一样变幻莫测，很难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”

有一次，博勒宣称要出走，爱贪小便宜的埃多斯要走他的小推车，但博勒没有走成，又跟埃多斯要回手推车。其实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情，来看看他们的对话——

埃多斯说：“怪不得黑人们老也过不上好日子，那天你也在场，是他亲手把手推车送给我的，可是现在他又要回去。”

博勒说：“你瞧，黑人们都是这样，拿别人的东西挺麻利，往外拿倒成了铁公鸡，怪不得黑人过不上好日子呢。”

他们似乎很知道国人素质低下，不配过上好日子，但这个“国人”又似乎不包括自己在内。这种情形跟我们非常像。如今，批评国人素质差几乎成为一种政治正确，谁都要骂上几句，感慨一番，作义愤填膺状，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和洞察力。社会上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，我们一方面批评这个“不合理”，另一方面又从这个“不合理”中获益。当这个“不合理”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时，我们就更加起劲地诅咒。

博勒要偷渡到委内瑞拉去，付了钱却上了当，他暴跳如雷：“该死的特立尼达人！该死的特立尼达人！我真不明白希特勒为什么不到这里来扔炸弹，把这岛上的龟儿子全炸死。他炸错了人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有一次海特往牛奶里掺水，遇到了大麻烦，爱德华告诫他最好向地方法官说实话。海特说：“爱德华，你讲起话来好像不是在特立尼达而是在英格兰。你听说过，在特立尼达讲实话的人被放过吗？在特立尼达，你越清白，他们越要送你进监狱。只要肯花钱行贿，有事也能过去。”但他最终还是被罚了200美元，海特非常气愤，他说：“希特勒是对的，伙计，烧掉所有的法律书，统统烧掉。把那些该死的东西堆到一起全部烧毁。希特勒干得没错，伙计，我不明白咱们干吗要和他打仗。”

“我”通过父亲的关系和母亲的求情，得到政府奖学金去伦敦读书。伊莱亚斯知道后，气急败坏，来到我家门外，喊道：“贿赂，贿赂，你们就会干这名堂，贿赂！”我母亲反唇相讥：“只有那些穷得连贿赂的钱都拿不出的穷光蛋才抱怨贿赂。”

这就叫机会主义。

大家都对现状不满意，但都想从现状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机会；没有谁真正想改变这个现状，因为改变需要付出代价。

其实，让现状继续存在下去，代价会更大，更严重，更惨烈；但我们总认为，这个更惨烈的代价是由所有人来承担的，分到我身上就很小了。再说，悲剧不一定落在自己的头上。眼前，利用体制的缺陷和漏洞先投机取巧一把，能钻营到多少实惠就先钻营多少再说。如果悲剧真的落在我头上，那就只能做冤大头，恨自己命不好，作悲愤交加状，之后，也只好认了，并很快就忘记了，准备下一轮兴高采烈地博弈。

这种无原则的博弈只会让整个社会生态更加恶劣，成本越来越高，赢率越来越小，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，人们要么看不到，要么不愿意看到，总是以为我说不定能侥幸逃脱，我说不定能乱中取胜，于是更加用力，最终心劳日拙，无法自拔。

这就是越努力越绝望的原因。

2019年4月28日星期日

近期文章，点击阅读——